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国古物商场,让你大吃一惊!

        1843年,开埠后的上海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人口愈加稠密集中。因封建社会的衰败,一些王公贵族开始变卖家中物品,使当地的古玩交易活跃,上海的古玩市场在这种氛围中再次兴盛起来。1921年成立起来的中国古物商场是上海古玩商界最早的一家室内交易场所,笔者仅就有限的史料对该市场的渊源及店铺经营、市场管理、同业工会、租界苛捐等方面进行初探,力图再现民国时期上海艺术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及影响。

微信图片_20180209163930.jpg

图1(模糊见谅  可自行)

上海艺术品市场的形成及中国

古物商场的兴起

        上海古玩市场始发于清咸丰年间。清末黄式权曾于《淞南梦影录》卷四中引袁翔甫《望江南》的词句:“申江好,古玩尽搜探。商鼎周彝酬万镒,唐碑宋帖重千镰,真伪几曾谙。”充分反映了当年上海滩古玩市场的风貌。清咸丰三年至十年间(1853-1860年),为躲避太平天国的战火,南京和苏州一带的古玩商人纷纷逃往上海。最初,他们由于资金有限曾设摊于老城隍庙一带;同治元年(1862年)前后,回族古玩商马青山在邑庙(城隍庙)内开设第一家名为“恒益兴”的珠宝玉器店。在马青山倡议下,他的同族朋友将“四美轩”茶楼作为洽谈生意的场所,在茶楼洽谈古玩生意名曰“茶会”。“四美轩”茶楼位于今天豫园玉华堂和玉玲珑石东面,成为当时珠宝玉器和古玩交易的主要场所。当时经营古玩、珠宝生意的主要有两派——以南京的回族古玩、珠宝商[吴京波1]为主的京帮和以苏州汉族古玩商[吴京波2]为主的苏帮,并呈现相互竞争的局面。从民国元年至民国九年(1911-1920年),上海回族古玩珠宝商主要集中在南市的“四美轩”和侯家浜振兴公所营业。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美轩”在“八·一三”事变中被日军炸毁。另一方面,19世纪中叶随着“华洋杂居”局面的形成,古玩业也迅速从老城厢蔓延至租界。旧城与租界相接的晏海门(即老北门,今河南南路、人民路口)、障川门(即新北门,今四川南路、人民路口)均有古玩店分布。同治八年(1869年),回族的哈弼龙在老北门开设了“天宝斋”古玩玉器店。而租界里的古玩集市几乎也始于19世纪60年代,古董商人聚集于五马路(今广东路)江西路口的怡园茶社进行交易,形成了与老城厢相对应称的“北市”。初期怡园茶社内有的茶客只是将佩件等小件杂项进行相互鉴赏、交流,后来有的古玩商介入与茶客看货议价,便逐步形成古玩市场。在茶楼附近还有旧货商设摊出售古玩,因此常有外国人来此选购,交易日渐活跃。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有古玩店18家,古玩摊100余位,成为全市最热闹的古玩集市。1921年,因怡园茶社入不敷出,由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长马长生等人发起,募集资金在广东路191号筹建中国古物商场,供路边较大摊商入场交易。(如图1为民国时期老城厢与租界古玩店铺分布的主要区域)

微信图片_20180209164139.jpg

上海古物商场之筹股兴建、店铺经营、市场管理、同业工会

        中国古物商场(又称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资金的筹集主要是通过认购股份实现的。据民国十二年(1923年)《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征信录》记载(如图2,以下简称《征信录》),该商场开办时有381户入股,每股小洋3角,共集资17,020股,合大洋5106元,其中马长生认购660股。至于开办之初是否发行了股票,尚未证实。但我们可以从1930年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发行的股票上一窥当时的大致面貌(如图3,该票长方形,长35厘米、宽33厘米)。票面花栏框上方为孙中山头像,两边各有一面青天白日旗。框内上首拱形列字“上海古玩书画金石珠玉市场股票”,中间横列字“股份有限公司”。下方的字皆竖列,有“本市场集合资本国币伍万圆整,分作壹万股,每股国币伍圆”,说明当时市场集资总额和每股的金额。另“兹有股东王友菊君认购股份计贰份,计国币银元拾圆整,业经收足合给股票为凭”字样,表示股东王友菊认购了两股十元。最后是以市场负责人的印章和日期落款,从中我们可以获知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古物商场常务董事为徐耀先、马少芝、王季生、马长生、罗子嘉五位;总经理是王汉良;副经理为戴有山、艾少卿;会计主任为金从认、副主任鲍新珍等等。票面右上角有两枚“国民政府印花税票”标识,上钤古物商场印章。另据《征信录》,市场开办之初集资除筹股之外还向市场内外借款126.4银元。

微信图片_20180209164250.jpg

       民国十一年(1922年)8月,中国古物商场正式开张营业,总经理王汉良,总账房王养之,经营者中回族人士占50%以上。据《征信录》“招租”一项估计,市场内大概有店铺70家左右,规模比较大的有钟永林、沈铭卿、刘锡祥、马纪鸿开办的店铺,另有沙锦记(王汉良)、鲍新记、锦祥记、屠张记等。总体上店铺规模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分布。我们权且以“电风扇助款”作为推测依据,电风扇使用大户(交5元)和小户(交0.6元)各占总户数的8%和18%,而中等使用电风扇的用户各占20%和54%(如图表1)。如果承认电风扇使用量的大小应与店铺规模成正比,那么大规模古玩店只占一成弱,而中等规模占到七成强。店铺的招租费用一般为每月1元到3元,以2元为多,两月一收。如果以招租一个店面每月2元的费用,与商场里长期职员每月20元大洋的薪俸作一个对比,显然当时租赁店铺的费用还是比较适当的。1922年8月至1923年7月一年时间内,商场共收招租大洋1617元、小洋11元2角、钱1570文。当时古玩店铺的店主称为经纪人,他们都拥有市场提供的一枚价值1元的徽章,作办理买卖手续等之用。且每月需缴纳月捐,至少3角小洋。商场还常收到一些店铺盈利后的助捐,从大洋1元到5元不等。然而,市场的顺利运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规章制度,据《征信录》记载,丢失经纪人徽章者罚款洋元3角,收购旧货时与客人发生争打罚洋1元,因掮客不清罚洋2元,拾得他人翠货不交者罚洋6元等等。此外,市场的管理者非常具有营销意识,开张时曾于《申报》《上海日报》等报刊上刊登广告和启事,广为宣传。


        商场内除在各店铺的古玩商,另有两类人常在此活动:一类是古玩贩子在挨家挨户上门收购古董后,来商场放货,俗称“跑筒子”;另一类是为买家“供货”的掮客,他们一般到此来“搂货”。随着古玩市场的发展,一些沪语古玩行话也流传开来。比如卖方生意受挫,或者暗机泄露,或遭受麻烦称为“掼散”,以假乱真的赝品称“老充头”,嘲讽古玩生意上失意的商人像斗败的蟋蟀是“二先生”等等


        中国古物商场也经历了起步、发展和红火的阶段。1922年8月至年底5个月商场年终结存大洋292.5元、钱260文;而到1923年7月底结存仅余大洋23元、小洋8元9角、钱23,200文。显然,兴办第一年商场获利微薄,尽管它可在房租、招租、经纪人、罚款、助捐、售茶、电风扇助款等方面得到收入,但是需要支付的项目却更加繁多:开办时的装修、宣传、房金、职工薪俸、招待用茶叶、煤柴、自来水及各种捐税、杂项支出等等,其中房金和捐税占比例最大。广东路所处区域属于公共租界,公共租界工部局一直对中国居民实行歧视政策,他们的收入中比重最大的是地税、房捐,而涉及面广的执照捐,比重虽不大,但名目繁多,十分苛细,故抗捐斗争时有发生。古物商场每月平均需缴纳房金大洋413元、小洋8角,每月平均缴纳工部局执照、巡捕捐144.4元,还有如工部局查捐费、商界联合会月捐、茶捐、经纪人月捐等等。此外,初期经营不善的另一个原因是未成立保障从业人员权益的行业组织。因为古物商场开办不久,一些经纪人因不慎购进窃贼赃物而受牵累的事件不断发生,或遭拘押,或被敲诈。于是,王汉良等在民国1 2 年发起成立上海市古玩业工会,会址设在商场内。此后,上海市古玩业公会加入上海市商会为团体会员,由英、法租界当局注册在案,并聘请花旗银行海思克、慕思律师代表公会致函公共租界警务处:今后捕房不得随便对不明销赃真相的经营者吊扣赃物和拘捕经纪人。在同业享受到保护后,业务逐渐扩展,商场的生意愈来愈繁盛。


        中国古物商场繁荣的必然性和意义20世纪30年代初,公共租界工部局动工拓宽河南路,迫使原先位于新、老北门的古玩店不得不迁往他处,其中大多数来到广东路开业。所以,1932年时中国古物商场因摊位拥挤,房屋年久失修,为拓展业务,经部分古玩同业倡议,在广东路218至226号自行增设上海古玩市场,俗称“新市场”。原来的中国古物商场则称“老市场”,新老市场一直延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东路古玩店铺达210家左右,其中不乏洋人开的古玩店,此时古玩同业工会会员达数百人。至此广东路东段成为旧上海乃至旧中国最负盛名的古玩一条街,达到它的全盛时期,与北京的琉璃厂形成一南一北两大古玩市场。


        中国古物商场带动它所在的广东路东段古玩街一齐达到鼎盛,是有其必然性的。首先,1853-1855年的上海小刀会起义,打破了租界早期“华洋分居”的格局,形成了“华洋杂居”的局面,推动了各国商人的租地热潮,客观上促进了古玩行业在租界的兴起;其次,城市规划建设使古玩商户集中、市场规模扩大、顾客人气大增;再次,“洋人”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内涵的中国古物”的推崇,促进了古玩行业的发展。1922年出版的《上海指南》中曾有记载:“外人蓄意收集中国古物,国人营之者亦多销行外国,可得厚利。”且广东路地处公共租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南市老城厢大部沦为日军占领区,因怕战火波及,古玩商纷纷将店铺迁入广东路上,连来自北京的大小古玩商人也纷纷来此寻求租界的保护和繁荣。城隍庙一带古董业顿时衰落下来,而广东路上的古玩市场却颇显起色。再有,北方难民大量的涌入,既增加了市场古玩的数量,也加大了古玩的交易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方难民大量涌入上海,许多逃难来的地主、军阀携带了大量的古玩珍品,为了生活,他们不得不经常变卖古玩,在相对冷僻的广东路进行交易正迎合了他们不愿被人知晓的尴尬处境,让广东路上古玩店的老板们大发横财。此外,战争年代钱币不断贬值,很多有钱人都把收购古董作为一种投资手段。据粗略统计,仅20世纪40年代,从江西中路至河南中路短短数百米的广东路上,就云集了当时最主要的古玩店铺30余家,零星摊点则不计其数。其中,广东路218至226号的“上海古玩市场”(即“新市场”)是这里最大的一家,由100多家商铺组成;其次为212号的“九福会”;再次为191号的“中国古物商场”(即“老市场”)和189号的“福源斋”。


        清末发端至民国中期鼎盛的上海艺术品市场,比起历史上出现的两次艺术市场高峰——北宋末期汴京艺术品市场及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艺术品市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廷退位后内廷珍宝的大量释出与洋人参与收购等因素,抬高了古玩的市价,增加了市场的交易量。在五方杂处的上海,中外文化在古玩市场里互相影响、互相消长,构成了纷繁复杂、混合多元的民国时期上海艺术市场的形态。中国古物商场的开办与上海古玩业工会的建立,结束了古玩店铺、摊贩无同业保障的历史,推动上海艺术品市场转折性的发展,拉开了中国艺术品市场史上新一轮高峰的序幕。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自 艺术市场 2007年 民国时期的上海中国古物商场